武漢革命形勢的澎渤發展，引起蔣介石、汪精衛等一伙右翼分子的恐懼。他們于1927年4月2日，在上海掀起反共高潮，鎮壓上海工農運動，在全國，特別是在武漢實行白色恐怖，逮捕中共分子和左派人士。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在蔣汪的出賣下中途腰折，烏云密布武漢上空。鄧演達感到大勢已去，決心再度出國，另辟革命新途。于是他化妝檢查電線工人，沿京漢鐵路至鄭州，轉赴西安，會合由武漢回國的蘇聯顧問，經五原、榆林越沙漠至西伯利亞，最后于1927年8月15日到達莫斯科。

        1927年7月13日，鄧演達在北京《晨報》公開發表《辭職宣言》，表明自己“辭職”的理由和立場。同日，中國共產黨公開發表《對時局的宣言》，宣告退出國民政府。7月14日，宋慶齡在漢口也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宣告“暫時引退”，從上海乘船經海參威，轉乘蘇聯政府調撥的專列，橫穿西伯利亞，于同年9月6日抵達莫斯科。

        鄧演達辭職出走不久，蔣介石下發《通令》，懸賞緝拿。鄧演達、宋慶齡到達莫斯科，受到蘇聯人民的歡迎。8月17日，鄧演達作為蘇聯紅軍司令部的客人，應邀在莫斯科召開的歡迎大會上作《中國革命最近的嚴重局勢之由來》的長篇報告，概況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四點原因：第一，“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終無一個主要的具體的政綱；”第二，“左派始終未曾準備和決心與右派決斗；”第三，“太講究上層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層的充實工作”；第四，“不努力于革命的武裝力量的組織”，“我們在過去犯了一個瘋癥，就是‘在老虎頭上捉虱子’，就是說拉攏封建地主的軍隊去做土地革命?。?！”

        鄧演達宣布：“一九二七年六月底，因為整個的武漢中央決心背叛革命，自己所擔任的工作根據，一概被動搖破壞，因此唯一的出路是做‘黨的革命’。”“中國革命現在誠然到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新的時期的歷史意義是：勞苦的工農及城市的貧苦無產者，已經確實認識他們一直到現在的聯盟者的背叛，確實認識到一切倚恃等待都是怯懦的失??；只有拿著在自己手里頭的組織去和他們的敵人奮斗、戰爭，結果才能得著地獄的出口，得著自由之路。”

        不久，鄧演達又應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邀請，向學生作了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及今后的出路》的報告，指出：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已完全被“封建的地主、投機的政客、病態的教授、大資本階級、買辦官僚……所把持”，“我們應該形成新的力量，尋找新的革命道路。”他仍主張國共合作，但他強調：中國革命者應該分析他們自己的處境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同蘇聯應該保持的是親密的同盟關系，而不是從屬關系。這些完全符合孫中山歷來主張的講話，卻遭到部分聽眾“用開關電燈和腳跺地板”起哄，使鄧演達感到難堪。

        這些情況的出現，使鄧演達認識到蘇聯絕非久留之地，特別是他的一些好朋友從有關內部消息獲悉，斯大林恐怕會對他的人身安全作出不利的行動，因這類事在當時的蘇聯并不少見。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書中曾有這樣的記載：“斯大林對這個講話非常惱怒，命令契卡將鄧干掉。”斯大林是否下達過這樣的命令，我們目前還無從查實。不過當時正值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反對派的斗爭進入白熱化的時期，曾因發表過《孫文越飛宣言》而名聞遐邇的著名外交家越飛，在這場斗爭中被迫自殺；曾深得孫中山器重和信任的鮑羅廷，在這場斗爭中成了中國大革命失敗的一只“替罪羊”，失去了行動自由，不能履行他離開中國時商定的以后要找機會與宋慶齡等共同總結中國大革命失敗教訓的諾言，最后死在獄中。曾在中國北伐戰爭中立過功勛的加倫將軍，竟以“反革命罪”被處決。因此，為了人身安全，在朋友的勸告下，鄧演達在一個深夜，由俄國朋友護送離開莫斯科奔向俄國南部，越過高加索，穿過邊境，經過土耳其移居德國。1925年春，鄧演達曾到德國學習過，對德國比較熟悉，德語基礎也較好。當時德國是魏瑪共和國時期，政治氣氛比較自由寬松，也許這是他當時移居德國的原因。宋慶齡曾為鄧演達的安全焦慮了好幾個星期，直到確知他已安全抵達柏林后，才“一塊石頭落了地”。不久，宋慶齡也離開蘇聯，以治眼病為由，前往德國柏林，化名林泰。

        鄧演達、宋慶齡離開莫斯科時，于1927年11月1日，由鄧演達起草，以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署名，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宣告南京武漢的偽黨部中央之罪過，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代表大會委托之職權，并臨時行使革命指導之機能”?！缎浴贩治隽舜蟾锩『笾袊鐣男再|，以及今后革命的任務，即“在偉大的領袖孫中山先生的精神領導底下，去團結領導被壓迫被剝削的革命群眾，向一切反動仇敵進攻，得到最后的勝利──把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完全實現。”

        鄧演達、宋慶齡由鮑羅廷陪同，考察了高加索和蘇俄南部，12月中旬抵達德國柏林。宋慶齡由鄧演達安排，在里城堡大街7號寓所居住。這里環境幽靜，離柏林繁華的柯夫斯坦姆大街不遠。鄧演達從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研究所擔任翻譯的章克青年派到宋慶齡身邊照料她的生活。鄧演達因長期失眠，患神經衰弱病，住進醫院養病。在這期間，他專心進行經濟學和政治學研究，特別是歷史的研究，以史為鑒，總結中國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并經常與宋慶齡交換學習心得。他們研究的重點，是如何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制定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土地綱領。鄧演達曾寫信給戰友郭冠杰說：“關于繼續中國革命的事，已和孫夫人、陳友仁先生討論多時，有了具體的結論。此后我們的革命工作，仍應注重農民問題，解決土地問題，以建立我們的革命力量。”

        1929年5月，孫中山遺體由北京碧云寺移葬南京中山陵，宋慶齡決定回國。鄧演達安排黃琪翔以秘書身份，護送宋慶齡經蘇聯西伯利亞回國。鄧演達繼續在德國進行他的理論研究。他曾把學習研究心得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士交換意見。但他們對中國革命不敢興趣，并有些蔑視。于是鄧演達專程到英國倫敦與費邊社人士交換看法。他們對中國革命也同樣冷談，甚至認為中國用武力推進革命是不會成功的。歐洲對中國革命的冷淡，使鄧演達下決心到歐洲各地的農村進行實地考察，了解歐洲各地農民的生活，希望能找到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藥方。于是，從1928年7月至1930年2月。鄧演達從漢堡乘船，經挪威至北極圈，然后順多瑙河南下至德國南部農村，再從南錫經巴黎到倫敦。鄧演達在英國住了半年，重點考察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和馬克思《資本論》寫作的環境。1930年2月轉到意大利的米蘭、羅馬，保加利亞的索非亞，3月進入土耳其的安哥拉、巴格達，然后在波斯灣乘船到印度德里市，轉道緬甸、馬來半島、印度支那半島，最后經香港回國。歷時兩年零八個月。在這期間，他會見過萬燦、黃琪翔、唐顯哲、謝樹英、葉挺、譚平山、章伯鈞等人，獲得大量訊息。同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

        鄧演達在這個階段的突出貢獻：第一，借鑒各國經驗，總結我國教訓，創立了中國平民革命理論，《我們的政治主張》系統闡明這一理論的重要觀點；第二，建立了鄧演達的思想體系，《我們的思想系統及主張根據》，集中反映了這一思想體系的主張。（馮永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