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丘哲雖未親歷北伐，但與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書信往來，相互勉勵。他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致認為必須掃蕩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 

        1927年12月11日，共產黨人張太雷、葉劍英（時任第四軍參謀長兼軍官教導團團長）等發動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因北伐戰爭中戰功卓著而擢升為第四軍軍長的黃琪翔時任廣州衛戍司令，反動政府和社會輿論都指責他“勾結共黨”。此話并非空穴來風，黃琪翔與梅縣老鄉葉劍英私交甚篤，確實也沒有配合鎮壓起義。國民黨當局欲將其逮捕，黃琪翔只身秘密逃往香港。國民黨當局與英帝國主義相勾結，約定，只要省港渡船在香港一抵岸，立即逮捕黃琪翔，送交廣州市政府。丘哲在香港獲知這一消息，冒著被緝捕的危險，派一同鄉富商的游艇駛往海面，巧妙地避開警察，悄悄登上黃琪翔所乘渡船，將黃琪翔接上游艇，直駛日本人在香港開設的旅館隱藏起來，黃琪翔因而幸免于難。俠義之情，讓黃琪翔感佩難忘。黃琪翔在旅館匿居一個多月，得到丘哲多方關照。

        1928年7月，丘哲與黃琪翔乘船同往德國柏林。大革命失敗后，宋慶齡、鄧演達、葉挺、陳友仁等先后經莫斯科轉道來到柏林，丘哲與他們在反對國民黨右翼勢力的斗爭中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鄧演達到達柏林后，游歷德、法、奧而至倫敦、蘇格蘭等地，并往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匈牙利、羅馬尼亞的巴爾干諸國，出土耳其經印度洋回國。旅歐期間，丘哲與鄧演達函電往返，討論國內外形勢和政治經濟情況，交流考察心得。丘哲對鄧演達極為欽佩，完全擁護鄧演達的政治主張，可謂志同道合。 

與鄧演達一起籌劃進行組黨

        1930年，鄧演達秘密回國，丘哲游歐經美回國后，也來到上海，與鄧演達一起籌劃，積極進行組黨工作。他們共同主張繼承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提出反對帝國主義，肅清封建勢力，推翻南京反動統治，建立以農工為重心的平民政權，實行耕者有其田，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1930年8月9日，鄧演達在上海法租界薩波賽路290號（今淡水路332弄1號）黎錦輝的住宅，主持召開了有十個省區代表參加的第一次全國干部會議，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簡稱臨時行動委員會）。

        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由于叛徒的出賣而被捕。蔣介石在逮捕鄧演達的同時，妄想將臨時行動委員會在上海的同志一網打盡，臨時行動委員會的中央機關和聯絡點遭到嚴重破壞。當晚7時，特務到黃琪翔家搜捕，黃琪翔當時經常在外開展組織活動，進行軍事聯絡，每天回家很晚，特務便隱藏在黃家客廳等候。黃琪翔家人特意把一、二、三樓連同亭子間、廚房的燈全部打開，黃琪翔深夜回家，遠望全樓燈火通明，情知有異。他悄悄來到住同永安里的丘哲家，丘哲的妻子是日本人，特地到弄堂口打電話，叫出租車開到丘宅門口，丘哲夫婦把黃琪翔送上車，再次幫助黃琪翔逃離虎口。

        1931年11月，鄧演達遇難。丘哲極為憤怒，賦詩悼念，痛斥蔣介石的反動行徑：“世人耳目終難掩，此獠心肝竟絕無。”疾呼：“海內同聲伸義憤，吾儕何惜擲頭顱。”丘哲決心化悲痛為力量，繼承、貫徹鄧演達的主張，重振組織，繼續進行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革命活動。丘哲由上海遷居香港，住在堅尼地道，參加以梅縣人為主的香港嘉屬商會，重點做聯絡華僑和港澳同胞的工作。

        1933年黃琪翔與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發動福建事變，丘哲在上海聞訊，立即趕到福州?？谷辗词Y的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確定了國號和國旗。丘哲出任福建人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蔣介石出動大量陸?？哲娤蚋＝ㄟM攻，福建人民政府的部隊在黃琪翔的指揮下奮力抵抗，終因力量懸殊而失敗，曾參加一干會議的江董琴等5位臨時行動委員會黨員壯烈犧牲。福建人民政府失敗，臨時行動委員會再次受到沉重打擊，丘哲秘返梅縣松口。

        丘哲倡議把辛亥革命前同盟會的革命機關“公裕源米店”（辛亥革命后改為松口圖書館）遷至松口公園，再建新館以紀念松口同盟會及辛亥革命志士。此議得到海內外人士的支持和贊助，新圖書館1934年動工，一年后落成，崇樓高閣，備極壯觀。丘哲任館長，親自撰文并立碑以記其事。

        1935年，丘哲到香港，與章伯鈞、彭澤民、郭冠杰等共商恢復“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事宜，響應中共號召團結抗日的《八一宣言》。臨時行動委員會屢撲屢繼，經歷了一次次失敗。雖經過多次的失敗與挫折，臨時行動委員會的領導人認識到“共產黨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保證，“要革命必須與紅軍取得聯系”?；谶@種認識，丘哲等函商在德國的黃琪翔，征得他的同意，臨時行動委員會1935年11月在香港九龍召開二干會議，決定易黨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丘哲參加二干會議并當選為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財務委員會書記。二干會議是農工黨歷史上一個重要轉折，從此，農工黨開始了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新歷程。會后，丘哲多次代表解放行動委員會參加各種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力促團結抗日。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丘哲積極撰寫了《中國青年》一書，大聲疾呼青年學生應該關心政治，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應當站在抗日救亡的前線。他的呼聲，在青年學生中產生了一定影響。

        1938年春，國民黨在武漢改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設政治部。以陳誠為部長，周恩來、黃琪翔為副部長，丘哲擔任政治部設計委員。此時，丘哲經常與周恩來、葉劍英以及在漢口的民主人士向來往，商討擴大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丘哲與共產黨人溫健公朝夕相處，溫健公與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葉劍英聯系密切。在他們的幫助下，丘哲加強了與各黨各派和社會人士的聯系，擴大了團結抗戰的影響。丘哲利用關系，介紹溫健公到軍事委員會第一廳當科長。丘哲還鼓勵自己的兒子和侄輩、同鄉邀集他們的青年朋友去陜北，參加民族解放大業。在周恩來、葉劍英的指導和支持下，丘哲和黃炎培等組織了“統一社”，主張民主團結抗日。丘哲的紀念冊上留下了不少題詞：周恩來的題詞是“堅持團結，貫徹始終，抗戰必勝，建國必勝”；葉劍英的題詞是“只有加強民族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李濟深的題詞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1938年3月1日，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武漢召開第三次全國干部會議，丘哲出席了會議，并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待續）

（王彝偉　市委文史專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