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大革命時期，也就是1924年到1927年這一時期，我在廣州、衡陽、長沙、武漢等地，常?？吹交蛴H身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團結。大約是1925年初，我有一位老同學徐鳴鴻同陳銘樞到了長沙，我到他住的地方去拜訪他，問他來干什么。他說；“同陳先生來與唐生智商量北伐的事。”我知道這就是國共合作的工作。不久，徐同陳銘樞要從湘南回廣州，我聽說廣州的形勢很好，想去看看，徐便約了我同去。到達廣州后，住在粵秀路粵秀酒家。當時毛主席正兼管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事，聽說我來了，曾兩次到粵秀酒家來看我，并留我在廣州教書，也就是到農民運動講習所做些工作?？上覜]有同意，就回長沙。這時北伐軍正向湖南前進。我路過衡陽，住了幾天，曾晤到幾位在北伐部隊中擔任政治工作的學生，使我知道了許多令人興奮的情況。在長沙時，與何叔衡、夏曦等常見面，比較談得來，每次見到，他們總鼓勵我要我多作事，也就是多做革命工作。至于毛主席，因為和我在第一師范同過事，彼此相知較深，曾鼓勵我讀《資本論》，并以康民尼斯特小叢書（就是共產主義者小冊子）給我看。我受了影響，曾在長沙參加省農民協會為顧問，參加省農民運動講習所為講師，參加船山學社為教師，都是與他的團結工作分不開的。為著統一辦報的工作，他曾請我吃飯，此后我在報上也發表過兩篇論租谷的文章。1927年春在武漢，毛主席曾鼓勵我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農村社會之新觀察》一文。這是兩篇租谷論后一篇較長的文章，本是我替湖南省農民運動講習所寫的講稿，到武漢時我拿給毛主席看，他看了之后，對我說，這篇文章是花了功夫的，最好在報上發表。后來發表在《中央日報》上，連載一星期，影響頗好。鄧演達先生看了很感興趣。他要組織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到河南去做地下工作，即囑我去任秘書，并說我對農民運動有研究，能去最好。當時我以身體弱，痔疾亦很重，婉言謝卻了。毛主席見我既不去戰區農委。就叫我到他自己主持的全國農民協會工作。在全國農民協會做宣傳工作，與夏明翰很談得來。夏當時是會里的秘書長，年紀比我小得多，又是湖南人，總把我當同鄉前輩看待。我們談起農民運動的道理來，越談越有趣，有時他要介紹我同鮑羅廷去談，我婉言謝卻。除夏明翰之外，在武漢也常見到另一位姓夏的，即夏曦。他也是湖南人，而且是我的小同鄉，益陽人。我在第一師范教書時，他正在讀書，也上過我的課，他是一個最能團結師友的人，我在武漢就感到他善于團結人。四·一二事變之后，寧漢分裂之前，他曾約我在漢口一家旅館里作竟夕談。我與他同住一個旅館的同一房間，算是僅有的一次。所談問題很廣泛，上天下地無所不談，歸結起來，畢竟是中國的革命問題。所可痛惜的是，這次竟夕談之后，就此永別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凡十八年中，我除1927年至1930年在上海譯書賣文過日子外，全部時間都在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書。在教學期間，我也常同學生作一些反帝愛國的斗爭，并經常得到進步學生、進步教師的支持和幫助。當我遭到打擊和壓迫之時，他們幾乎成了我的恩人，他們大多與中國共產黨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因此我很早就感到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的關懷照顧和團結。除此之外，毛主席同我的聯系也不是完全中斷了的，抗戰前夕，他曾有信給我，號召團結抗日。當時我住在上海老靶子路一個猶太人的公寓里，有一天忽然接到一束卷得很緊的報紙，打開一看，其中有用復寫紙寫的、毛主席寄給我的信。信中提及的還有兩位軍政要人：一位是李烈鈞，是孫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反對袁世凱時的江西都督；另一位則是大革命時北伐軍第六軍軍長程潛。提到的知識分子還有方克剛、舒新城、李達、顧頡剛。周予同等。我接到這信，除對李達講過之外，沒有對信中提到的其他任何人提起過，因為不知底細，不敢冒昧提起。李達的思想，我知道較詳，故敢對他直說，并同他商量了如何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等。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戰爭經過八年之后，日本侵略者畢竟被擊敗了。1945年慶?？谷諔馉巹倮畷r，毛主席為著和平解決國內問題，從延安到了重慶，當時我也在重慶。有一天，中蘇文化協會會長孫科要舉行茶會歡迎毛主席，我知道這個消息，便同該會秘書長張西曼商量，如何可以同毛主席談談。張說，您早點來，在會場外迎接著就行了。我照著張西曼講的做法，在開會前不久，站在會場外等候，果然看到毛主席身穿藍布短裝，頭戴白色郵帽，手執衛生小棍，向會場大門走來。我迎上去握了他的手，一言未發，因為心里有些激動，毛主席大聲問道：“您是周谷城先生嗎？”我答：“是的。”毛主席隨即以手作勢說：“一十八年了！”意即從1927年離開武漢，到這次重慶會面，共分別了十八年。這時他眼里含著淚珠，我也流了眼淚。我問他過去的病好了沒有，他很幽默地說：“我這個人，生得很賤，在家有飯吃，要生病，拿起槍上山當‘土匪’，病就好了。”這次倉卒見面之后，隔了幾天，徐冰同志又約我到張治中住宅同毛主席見面，同去的還有翦伯贊、侯外廬、鄧初民及郭沫若先生的夫人于立群等多人。凡此等等，足見主席念舊情深，團結知識分子及愛國民主人士之情，也很殷切。

        我是1941年由上海去重慶的。在重慶晤到了闊別十八年的老友，心情有些激動。這次由上海到重慶，以及在重慶小住幾年，親身感受到的團結，今日回憶起來，也都是令人心情激動的。1940年冬，我離開上海之前，我愛人的母親張育民和她的丈夫盧志英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并常常幫助一些青年去蘇北。他們熟悉上海情況，知我處境危險，竭力勸我趕快離開上海，并幫助我奔赴內地。他們在危險區里工作，卻幫助我們向內地奔，其熱情實在令人感動。到了重慶之后，徐冰同志約我在章伯鈞家中吃飯，暢談淪陷區情形，并對我歷經辛苦由淪陷區跑到內地，再三慰勉說：“辛苦了！辛苦了！”使我感到很大的溫暖。在重慶時，有次在馬路上遇到陳家康同志，他高興極了，隨即約我到莫斯科餐廳吃飯，他對我說：“恩來先生知道您來了，很想同您談一談。”我說；“今天天色巳晚，來不及了，改天我同你一道去見他。”可惜的是，在重慶，我一直未能見到他，因為我住北碚復旦大學，離重慶市有很長一段汽車路，有時恩來同志通知參加市區的一些座談會，竟沒有一次能如期到達。周恩來同志對我的關懷．使我永遠不能忘記?？谷諔馉巹倮?，大家正討論要復員回上海時，吳玉章、王維舟兩位同志請我到一家酒店吃飯，在座的人，現在記得的有武漢大學教授楊人？及農工民主黨負責人章伯鈞。我們談了復員的問題，也談了民主間題。飯后我還寫了幾句短短的談民主問題的話，交《新華日報》發表。

        1946年由重慶回到上海，直至1949年解放，我同進步青年和教師一起，進行了一些反帝愛國斗爭。曾同潘震亞、張志讓、沈體蘭等組織秘密的大學教授聯誼會，會中有黨員同志領導，我常被推薦為中小學教師及大學學生作一些反帝愛國斗爭的報告。有一個時期，我曾受到警告，不要向學生作報告，我不理睬，仍同尋常一樣，參加座談會或在報上發表反帝愛國的言論，進行斗爭。青年學生對我保護得十分周到，令人感動。離解放不久了，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認為我同陳望道、潘震亞等深得青年們的愛戴，曾在昆山路一座房子里，正式指定我們三人為接收復旦大學的代表。我們沒有辜負使命，解放后不久，陳毅同志即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的名義，任命陳望道為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主任委員，我為常務委員兼教務長。解放前一月，也就是1949年4月26日，我曾被國民黨警備司令部捕去，由學校當局負責保釋出來，并具結保證隨傳隨到。此后一個月內，精神十分緊張，幸喜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幾天之后，陳毅同志召集各界在八仙橋青年會九樓開座談會，與會有好幾百人。會議主席請吳有訓和陳望道相繼發言之后，叫我發言。我在發言中談到我們“被解放”的意義，陳毅同志立即插話說：“不是被解放，而是會師。”即是說我們從里面打出去，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彼此會合之意。這話對知識分子所作的反帝愛國斗爭評價很高，團結的作用很大，叫人永遠不能忘記。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中南海召開，我被安排在郭沫若先生領導的無黨派民主人士組內。這一組共十二人，即郭沫若、李達、董魯安、王稼祥、張奚若、丁燮林、吳有訓、符定一、洪深、歐陽予倩、馬寅初和我自己?，F在這十二人只剩下我一人了。自從這次會議之后，我到北京的機會多起來了，到中南海同毛主席談話聆教的機會也不少。我到中南海談天，主席有時留我吃飯。有一次兩人游泳至天黑，即在露天游泳池旁邊的布棚下吃飯。有一次吃飯，除我同主席兩人外，有江青參加，當時江青很少出來見人，這次除在吃飯桌旁，對我說了一聲“請坐”以外，幾乎沒有說過第二句話。有一次主席用長途電話要市委用飛機送我到中南海專談邏輯問題，談至深夜，同陸定一等幾個人吃了一餐晚飯。最有意義的一次，大概是在1958年的某一天，主席竟以請客的方式約我到中南海。我于上午九時到達，主席即問我在北京的學術界有哪些人談得來，我說有馮友蘭、金岳霖、賀麟、鄭昕、王方名、胡繩等。他隨即叫工作人員把這些人找來。吃飯時，他對這些同志說：“我今天請老朋友周谷城吃飯，請你們作陪。”當時我看主席興致很好，只好不贊一詞，沒有說不敢當。飯后談至三時許才散。這一次吃飯談天，充分說明毛主席對知識分子關懷團結之至誠，十分令人感動。令人感動的事還很多，這里再舉在杭州西湖劉莊吃飯的一事為例。約在1958年冬的一個晚上，主席曾以自己的飛機把我同趙超構、談家楨三人接到杭州，我們隨即由機場乘汽車到劉莊，主席披著大衣出門來迎接我們，很幽默地說；“深夜把你們揪出來，沒有耽誤你們的睡覺吧？” 我們齊聲說：“沒有，沒有。”進門后，四個人即圍著一張方桌坐下談天，中外古今，無所不談。直至深夜十二時以后，就在旁邊的桌上吃便飯；飯后又談，幾乎快天亮了，我們告辭出門。這時主席送我們到汽車旁，我們都說：“主席請轉！”主席說：“你們先上車。”我們都說：“主席不轉去，我們怎好上車。”主席卻說：“你們不上車，我就不轉去。”誠摯動人的話，令我們永遠難忘。差不多快天亮了，我們到旅館睡下，直到上午約八時以后，我們還末起來，主席又在外邊叫我們說：“上海的客人不要走，江華同志要請你們吃飯。”我們覺得卻之不恭，只好趕快準備，去參加江華同志的宴會，赴宴會的有盛華同志及浙江省的其他幾位領導同志。江華同志舉杯祝酒之后不久，趙超構同志忽然舉杯起立，說要借花獻佛，用主人的酒祝大家健康，言下似乎有要作自我批評之勢，主席立刻制止曰：“不許可，不許可！”深厚的感情溢于言表。這正與我在上海的一次經過相似。那一次主席指著我對許建國副市長說：“這是我的老朋友，我認識他比認識你們早得多。”許說：“是、是。”我深感不安，插一句說：“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我怕死。”主席聽了，大聲制止曰：“沒有人怪你！”這些至誠感人的話，令人永遠難忘。我所感受的團結決不止這點點滴滴，現在就寫出這點點滴滴，以見一般。（周谷城，1982年5月，原載《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一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