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太樸是中國近代著名數學家、社會活動家，是農工民主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他為人民解放事業不屈不饒地斗爭了一生。鄭太樸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工作，1930年參加農工黨的創建，任中央干部會干事、組織委員會主席委員兼任上海小組負責人。1945年參加中國民主建國會。解放戰爭時期在上海投身于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1949年1月應中國共產黨邀請赴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因長年積勞成疾，途中突患腦溢血逝世。1950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曲折的尋求真理之路

 

　　鄭太樸，名松堂，字賢宗，號太樸,1901年10月生于上海。自幼聰穎過人，在父親鄭子淵先生教誨下，少時便打下較深的國學底子，并自學了代數、幾何、三角等數學課程，還自修了英語，15歲便能閱讀一般的英文書籍，能用英語會話。他還愛閱讀哲學、歷史、文學類書籍，尤喜佛老之學。普陀山高僧大虛法師喜其對佛經有悟性，乃贈法號曰太樸。由于家境貧寒，鄭太樸1918年17歲時即進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車務處當翻譯，挑起了家庭生活擔子，走上自謀生計并奮發讀書的自我奮斗道路。這時，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已有明顯的影響，出現了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闡述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上海稍具進步傾向的刊物紛紛刊載報道十月革命和介紹世界新思潮的文章，如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民國日報》，在1918年的元旦社論中熱情贊揚十月革命的勝利；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勞動》，也在3月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俄羅斯社會革命之先鋒李寧》（李寧即列寧）。這些介紹和論著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吸引著年輕的鄭太樸。

 

　　1919年6月3日，上海工人為聲援北京學生的“五四”愛國斗爭，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大罷工。年僅18歲的鄭太樸，受愛國浪潮的激勵，深深感到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可恥，他痛哭了一場，憤而辭去車務處翻譯之職，毅然投入愛國正義斗爭，開始尋求救國救民道路。

 

　　當時，社會改造的呼聲極高，除了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外，還有其它多種主義和學說相繼傳入?？唆斉萏亟鸬臒o政府主義、羅素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等等，都是作為“社會主義”思想被廣泛介紹。鄭太樸同許多愛國青年一樣，受到這些思潮的影響，接受了無政府主義，認為找到了改造社會的良方，他屢屢在進步刊物《覺悟》上發表文章，自稱“我是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者”，提出“最好采取帶有革新運動性質底協作事業為興國方法”、“急求振興產業”、“改造全民族底物質生活”、“以發揮人類本有的互助本能”、“增高人民底自治力，為實現無政府社會之預備”的主張，這些顯然是受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的影響。

 

　　1920年8月以后，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和廣州等地，相繼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共產主義小組。為籌建全國性的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作思想輿論上的準備，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為核心，組織了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批判，著重批判了當時對青年有較大影響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者鑒于接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大多為一些不滿現狀、反對強權、主張自由平等的青年，因而既堅持原則，在理論觀點上對他們進行批判，而又十分注意策略，對他們采取爭取和團結的態度，以達到提高他們思想認識的目的。

 

　　1921年5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一號上發表《中國式無政府主義》一文，接著，施存統在《覺悟》上發表《經濟組織與自由平等》、《再與太樸論主義的選擇》等文章，均針對鄭太樸的無政府主義觀點進行同志式的批判：“我相信你是一個真正想改造社會的朋友，所以很希望你為社會努力”。

 

　　對于這些批判文字，鄭太樸曾多次著文答辯，同時也認真研讀了對方的觀點，進行著激烈的思想斗爭，本著追求真理的精神，他對陳獨秀懇切地表示：“希望先生有以教我，并希望大家共同討論這件重要的事”；對施存統表示：“我們意見不同處，都是為社會，不是為私人利害，因此我很希望你底指教。”《覺悟》刊出鄭太樸和施存統的爭鳴文章時，主編邵力子特加按語：“太樸和存統底討論態度是非常好的。”

 

　　通過馬克思主義者的熱情幫助，鄭太樸誠懇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2年1月，原來也是受無政府主義較深影響，后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并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黃愛、龐人銓被軍閥殺害后，鄭太樸表示深切悼念，他寫道：“他們底死終算合于死底真意義了”。1922年5月，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組織馬克思104周年誕辰紀念活動，鄭太樸參加了由張秋人主持的紀念大會，并同陳望道、沈雁冰等先后作了頌揚馬克思主義的演說。志同才能道合，鄭太樸終于和同樣具有振興中華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走到了一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鄭太樸在探求真理中，經歷了一個由無政府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曲折和艱辛的過程。

 

　　刻苦學習與積極革命的留學生涯

 

　　鄭太樸從工部局辭職后，商務印書館經理張元濟念其心地純正、好學有為，邀他在該館編譯所工作。在編譯所工作期間，他勤奮譯著，成績卓越，又深得蔡元培的賞識，由蔡元培提名派赴德國留學，費用由商務印書館預支，講定日后由譯著之潤筆費償還。

 

　　1922年秋，鄭太樸在德國哥廷根大學攻讀數學和物理學。哥廷根是一個幽靜的城鎮，居民以務農為多，民風純樸。鄭太樸在該鎮近郊特格來爾（Tenglern）租了一間小閣樓居住，樓下就是房主的牛欄和羊圈，他吃的是土豆、黑面包，喝著羊奶，像個苦行僧過著艱苦的生活。

 

　　平日，除了到學校上課，他什么地方也不去，為了償還商務印書館的債務，就在這間小閣樓里，在牛羊哞哞咩咩的叫聲中，他翻譯了《數學全書》的第一冊算術、第二冊代數、第三冊解析幾何、《近代物理學一瞥》等教育書刊。還為由李大釗、李達、李漢俊、陳獨秀、陳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人發起組織的“新時代叢書社”出版的《新時代叢書》翻譯了《進化（從星云到人類）》等科學普及著作，向中國讀者介紹世界上先進的科學研究成果。

 

　　鄭太樸平時沉默寡言，但對人熱情有加，每當朋友來訪，他的話匣子一打開，便滔滔不絕，議論縱橫，而且幽默、風趣，因此在留德同學中的人緣極佳，交友甚廣。鄭太樸對學業專心致志，有極高的革命熱情，他積極地投入革命活動。1922――1926年期間，他不間斷地參加中共旅德支部組織的學習活動和各種革命斗爭，中共哥廷根小組經常組織學習《共產黨宣言》、《共產黨ABC》和《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鄭太樸每會必到。在一次討論未來社會主義社會是怎樣的問題時，大家爭論不休，當時鄭太樸生活很清苦，有時連吃飯的錢都沒有，時常要接受朱德的接濟，因此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他根據自己的理解，在討論會上說：“到了社會主義吃飯不成問題啦，到處都安上了營養輸送管，只要擰開龍頭，就像喝自來水似的，一下子就喝飽了……”。這些討論，現在看來未免幼稚可笑，可是當時大家的態度是十分嚴肅的，鄭太樸和同志們一往情深地向往著、憧憬著、探討著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

 

　　在鄭太樸留德期間，中國共產黨的中心工作是幫助國民黨改組，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推動國民革命的發展，中共旅歐各支部亦緊緊圍繞這一中心在留學生中開展工作。在周恩來的主持和推動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組織――中國國民黨旅歐執行部（一說是國民黨駐法總支部）于1923年11月成立，由周恩來、李富春領導，鄭太樸和旅歐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都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鄭太樸還參與該執行部所屬德國柏林支部的領導工作。當時，不僅國民黨右派反對國共合作，共產黨中也有人不肯合作，在旅德支部領導下，鄭太樸積極參加了反對這些錯誤認識的斗爭。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逝世，旅德的國共兩黨在柏林聯合舉辦隆重的追悼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中國留學生、愛國華僑，還有許多德國共產黨和進步群眾，會后，由鄧演達、朱德為領隊進行了一次空前的中國人示威大游行。同年6月，為聲援國內“五卅”運動，在德的中國留學生集會和示威達一個多月，并曾占領中國駐德使館，給北洋軍閥政府很大的震驚。在這些活動中，鄭太樸寧愿拋卻學業，從哥廷根趕到柏林參加，表現出一個愛國青年的革命熱情。8月，中國國民黨旅歐執行部在巴黎舉行第四次全體大會，鄭太樸等7人當選為執行委員，鄧希賢（鄧小平）等3人為監察委員。

 

　　1926年，北伐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鄭太樸回國參加工作，先后在鄧演達為主任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和譚平山為部長的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任職。同時，任教于武昌中山大學，擔任該校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不畏犧牲進行反蔣斗爭

 

　　1927年7月，繼蔣介石“四·一二”叛變之后，汪精衛于“七·一五”悍然舉行“分共會議”，汪蔣合流勾結帝國主義，殘酷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大革命失敗了。鄭太樸由于不同意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自動脫黨，之后，他回到了上海赴同濟大學任教，教授德文和數學。

 

　　鄭太樸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仍然堅持不懈地進行反蔣斗爭。1927年11月，宋慶齡、鄧演達等在莫斯科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簡稱《莫斯科宣言》），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號召組織新黨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繼續國民革命，與新舊軍閥作斗爭，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鄭太樸與譚平山、章伯鈞、季方、朱蘊山、鄧初民、李世璋等立即響應，在國內籌組中華革命黨，以上海為中心，進行秘密的政治活動和組織活動。1928年夏天，世界佛教聯合會會長太虛法師出國講授佛學，鄭太樸以太虛法師的翻譯身份，攜中華革命黨綱領，與在德國的鄧演達等人商議有關正式建黨的諸多問題。他與鄧演達暢談了國內外情況，力促鄧回國主持革命工作，鄧演達表示對革命不容卸責，答應在適當時候回國與同志們共同奮斗。1929年，中華革命黨發表《對時局宣言》，指出：“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從武漢革命集團破裂、寧漢合作以后，早已成為軍閥、官僚、政客、買辦、豪劣以及投機腐化分子等反革命勢力的集合體”，并宣稱“要集合工人、農民以及中小資產階級一切民主勢力，重新建立革命聯合的新戰線”。翌年5月，鄧演達自德國返抵上海，在中華革命黨的基礎上組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他與鄭太樸、季方賃屋同住，白天潛居研究起草政治主張，晚間外出聯絡同志。8月9日，在上海薩坡賽路（今淡水路）290號，召開了有10個省區的代表參加的第一次全國干部會議，正式建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民主黨前身），通過了綱領性文件《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提出反帝反封建，推翻蔣介石統治，建立以農工為重心的平民政權等主張。

 

　　在這次會議上，選舉了由25名干事組成的領導機構――中央干部會，鄧演達為總干事，鄭太樸為干事兼任組織委員會主席委員（即組織部長），主管組織工作，還負責上海小組的工作。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發展很快，在3個月內，便在20個省市建立了地方組織，成員總數近2000人，為此鄭太樸發揮了杰出的組織才能和苦干精神。

 

　　第三黨迅猛開展的革命活動，威脅到南京政權的統治，引起蔣介石的切齒痛恨。1931年8月17日，由于叛徒出賣，淞滬警備司令部勾結公共租界巡捕房在上海悍然逮捕了鄧演達等10多名同志。當天晚上10點，鄭太樸也在租界內的麥根路（今石門二路）住所門口被捕，兩天后被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旋即被押解往南京監獄。陷入囹圄的鄭太樸沒有被政治上的高壓和惡劣的牢獄生活所屈服，也沒有在敵人施展的利誘手段面前低頭，他一面與敵人進行周旋,一面設法與外界取得聯系。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11月29日，蔣介石秘密殺害了鄧演達，同時判處鄭太樸死刑。他視死如歸，并沒有感到遺憾，而為自己能追隨鄧演達，為平民革命獻身感到自豪。因國民黨內部矛盾，人民抗日救亡情緒高漲，死刑還來不及執行，蔣介石就被迫下臺了。此后經宋慶齡、馮玉祥作保營救，鄭太樸和羅任一等12位同志于1932年春獲釋。

 

　　出獄后，迫于形勢，鄭太樸暫時減少了政治活動，再次到同濟大學任教。后又受聘于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擇杭州西湖秋瑾烈士祠陶社為寓所，專心讀書譯著，并被聘為浙江省立醫藥專門學校任數理和德語教授。

 

　　鄭太樸忙于教學和譯著，但對政治活動仍然極為熱心。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3年1月，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成立，鄭太樸參加了成立大會，并與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魯迅等一起，成為第一批會員，積極參與營救政治犯的革命活動。

 

　　傳播科學與教書育人的楷模

 

　　鄭太樸自20歲翻譯羅素的《戰時之正義》，21歲翻譯英國人麥開柏所著的《進化（從星云到人類）》開始，至48歲逝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著作和譯作，共達20余種，其中不少譯著多次再版。譯著內容涉及哲學、數學、物理學、經濟學、中外科技史等，其中以數學譯著最豐富。牛頓經典力學名著《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一書，被稱為“經典物理學的經典”，鄭太樸于1931年譯成出版，對傳播科學、提高中國科技水平產生了深刻影響。他為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極為可貴的開拓性、奠基性的貢獻，尤其在數學研究上建樹頗多，在我國數學界享有很高的地位。

 

　　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促進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鄭太樸由衷感到高興，但他對于蔣介石是否有誠意與中共合作抗日，抱有很大的懷疑。1937年12月，日寇侵占杭州前夕，鄭太樸懷著激憤和眷戀的心情，離開美麗的西子湖前往大后方。途中，應好友葉挺將軍之邀，到新四軍軍部住了一些時日，旋即赴已遷往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學任教，后又執教于昆明同濟大學。當時遷往大后方的院校，生活和教學條件都極為艱難，鄭太樸與學生同甘共苦，堅守在教育崗位上。

 

　　1940年，同濟大學遷址四川，鄭太樸隨學校搬到宜賓附近的李莊。他40歲未婚，單身一人，把伙食包在鎮上的小飯館。因為薪俸薄，還需以高匯費寄款贍養在滬的老母，故經濟拮據，生活艱辛，吃得極差。但他從來未曾替自己喊苦，倒是非常關心學生們的生活，他曾說：“像我這樣到了中年的人倒沒有什么，同學們體格還沒有發育得十分完全的時候，這種生活實在很糟。”還說，“學校的設備如此差，學生的生活如此苦，能夠自己買菜油點燈看書，已經很不容易了”。鄭太樸處處想著學生、體諒學生，對學生充滿了愛護的情感。

 

　　那時，鄭太樸由學校安排，住在一間朝西的又悶熱又潮濕的屋子里，到了晚上，點著盞只有一根燈芯的菜油燈。然而在那慘淡的燈光下，總有幾位同學來這里與鄭先生促膝而談。他銜著那已降格為土菸葉做的煙卷，安靜地吸著，臉上總掛著敦厚的微笑。身為一長者，他卻從無教誨的口吻，對于同學的不正確的認識和行為，只是懇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仿佛就是朋友間的談話，誠懇和藹、語重心長地與他們探討，給他們以引導。

 

　　夏季，每到晚上，三五個同學簇擁著鄭太樸先生散步，走到長江邊的大草場上，有同學鋪下一張篾席，鄭太樸道聲：“對不起，”就席地而坐或躺下身子，接著便打開了話匣子，同學們圍坐一圈聽他講學問或講抗戰局勢，這種氛圍、這種情趣，這時所接受的知識和思想的升華，使這些學生受益終身，并成為美好的回憶。

 

　　鄭太樸在同濟大學先任數理系主任。由于他具有真才實學，辦事熱情，為人敦厚方正，被同仁推為教務長。鄭太樸不負眾望，梳理整頓，盡心管理，對校務建設及建立正常教學秩序，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鄭太樸在規劃學校工作的同時，自己還繼續任課，他講課邏輯性強，語言簡潔，深入淺出，層次分明。盡管如此，上課之前，仍用心備課，他編寫的講義在行與行之間留著很寬的空白，以備隨時修改和補充新教材之用。他上課從不遲到早退，風雨無阻，偶有缺課，日后總設法彌補。對于學生所提出問題，總是不厭其煩地予以解答，如課堂時間不夠，便約學生到他那簡陋住所詳為解答。

 

　　1942年，丁文淵接任同濟大學校長。因鄭太樸先生深受學生愛戴，卻引起學校當局的嫉恨，他們對鄭太樸造謠誣蔑，多方排擠，甚至蓄意制造事端，加以圍攻，在此情況下，鄭太樸辭去了教務長之職。丁文淵的卑劣與專橫，終于引起學校上下的強烈不滿，鄭太樸團結進步師生，并向社會公開揭露了丁文淵的劣跡。校內24名教授還聯名致函國民黨教育部，聲明不能與丁合作。經過兩年的不懈斗爭，終于迫使教育部解除了丁文淵的校長職務。但鄭太樸在同濟大學也難再呆下去，于1944年轉到重慶交通大學任教。

 

　　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全國代表會議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會議規定取消同盟的團體會員制，盟員一律以個人名義加入，組織名稱改為“中國民主同盟”（此前自1941年由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三黨三派加入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直采取團體會員制）。鄭太樸即成為民盟盟員，和廣大社會賢達和愛國知識分子一起投入民主憲政運動，推進全國的抗日民主形勢。

 

　　離家多年的鄭太樸時刻惦念只身留在上海的母親，盼望能早日看到抗戰勝利之日，回滬贍養年邁的老母。是年秋，同濟大學有些同學擬回上海，曾關心地詢問鄭太樸是否同行，鄭太樸答道：“本人站在反侵略的立場上，是絕不能回去作順民的”。豈料第二年母親陳氏在滬病逝，鄭太樸聞訊極為悲痛，面對東方淚濕衣衫，恨不能返鄉扶棺盡孝，他在致一學生的函中寫道：“太樸從此上無慈親，中無兄弟，孑然一身。”凄涼之情躍然紙上。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帶給國人、帶給自己深重災難，他不僅堅定地站在反法西斯的陣營中，更覺悟到要使祖國免遭蹂躪，一定要強國。而強國必須要有民主的制度和發達的科學水平，這正是自己長期所追求的，他深感自己應為國家的富強而有所作為，強烈的責任感驅使他重新活躍在政治舞臺上。

 

　　為人民解放事業而鞠躬盡瘁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投降。11月，鄭太樸隨交通大學復員，乘船離渝抵滬。

 

　　此時，人民渴望建立一個獨立、和平和富強的新中國，而蔣介石卻堅持內戰、獨裁的方針。鄭太樸在上海投身于復雜、艱苦的反蔣斗爭，繼續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前進。他以多種方式，從多方面為人民的革命事業做了許多難能可貴的事情。正如歷史學家、復旦大學蔡尚思教授在《鄭太樸先生傳略》一文中所說：“他的戰斗性和團結力都很強，長于走群眾路線，在抗日勝利后四年所做的都是共產黨員的事。”

 

　　此時，農工民主黨前身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上海黨員逐漸回滬，起初只有20余人，由中央指派鄭太樸在滬指導工作，辦理總登記，籌備重建上海市組織。鄭太樸和連瑞琦、申葆文、胡淼年、謝小奇一起奔走，聯系老黨員，辦理總登記，籌備重新建立黨的上海市機構。1947年2月在上海召開的農工黨第四次全國干部會議上，黨名改為“中國農工民主黨”，會后即成立了上海市黨部委員會。

 

　　1945年12月，中國民主建國會在重慶成立，該會綱領以“民有、民治、民享”為建國最高理想，經黃炎培動員，鄭太樸加入民建會。1946年4月，民主建國會從重慶遷至上海時，鄭太樸擔任該會常務理事，成為領導人之一，參加領導民建成員反對國民黨的內戰、獨裁政策的斗爭。1947年底，蔣介石召開偽國大，徹底破壞了政治協商路線。鄭太樸與黃炎培、施復亮、楊衛玉、盛丕華、胡厥文等在民建常務理事會上，討論通過了《反對國民黨召開國大通過憲法的決議》，嚴正聲明不承認偽國大和偽憲法，公開宣告站在人民革命一邊，同中國共產黨共同奮斗。

 

　　1946年5、6月間，鄭太樸與郭沫若、茅盾、馬寅初、馬敘倫、鄭振鐸、周建人、周予同、施復亮、胡繩、沈志遠、杜守素、翦伯贊、葉圣陶、陶行知、林漢達、吳清友、王寅生、孫曉村、彭文應、馮乃超、曹惠群、許滌新、蔡尚思等24人發起組織全國學術工作者協會。同年9月，中共領導下的上海各大學進步教授的愛國民主組織――大學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成立，鄭太樸始終為其核心成員。

 

　　“大教聯”自成立至1948年底，利用合法地位開展斗爭，多次發表宣言，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暴行和賣國丑行，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鄭太樸在“大教聯”歷次宣言和簽名中，以及“大教聯”本身團結方面，起了促進和帶頭的作用。他還擔任“大教聯”附屬的文化研究所常委。當時“大教聯”與進步工商業代表陳叔通等人以茶話會、聚餐等方式經常聚會，討論時局，研究工商界民主運動的開展，鄭太樸都是重要的參加者。他還積極參加對國民黨人士開展的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

 

　　鄭太樸一貫全力聲援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1947年元旦，鄭太樸和上海各大學的38位教授聯名發表文告，抗議美軍強奸北大女學生。同年5月，“五·二○”南京慘案發生后，他和張瀾、沈鈞儒、郭沫若、馬敘倫、馬寅初、柳亞子、譚平山、許廣平等17人于21日舉行座談會，發表談話痛斥暴行，盛贊“學生行為值得敬愛”。26日，鄭太樸與張志讓等28位教授發表書面意見，提出六點抗議。

 

　　在交大期間，鄭太樸在各次運動中聯合民主人士發表談話，鼓舞學生斗志；還介紹馬寅初、張炯伯、施復亮、李平心等到校演說。為了支持學生運動，鄭太樸聯系動員工商界人士向學生會募捐了不少經費。交大要開除進步學生，鄭太樸四出奔波，懇求兩位社會知名人士、交大的老校長唐文治和張元濟出面，致函國民黨市長吳國楨，并在《大公報》上刊出，充分肯定學生行動的愛國性、正義性，此舉起到明顯作用，迫使當局作出了讓步，鄭太樸在興奮之余更堅定了斗爭的信心。

 

　　1947年7月，上海不少進步教授被解聘，鄭太樸由于在民主運動中鋒芒畢露，自然也名列其中。他在被交大解聘后，經馬寅初推薦，到中華工商?？茖W校任教，這時，他已上了黑名單。1948年6月，上海各界人士281人發表抗議美帝扶日宣言以及33人聯名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兩封公開信，其中都有鄭太樸列名。5日，上海學生舉行反美扶日大游行，中華工商?？茖W校朱葆三路分部是個重要的集合點，有五六百大中學生云集。學校被國民黨軍警包圍封鎖達10小時之久。鄭太樸時兼分部主任，他堅持配合學生斗爭，不肯離開。在鄭太樸和進步師生的努力下，中華工商?？茖W校在上海的愛國民主運動中站在前列，被譽為“民主堡壘”。

 

　　為爭取新中國的建立，鄭太樸付出了他能付出的一切。他一生清貧，長年過著不安定的生活。1948年10月，與王雪瑩博士結婚，才過了一段極短時期的家庭生活。在政治迫害下，他東躲西藏，但始終一本初衷，繼續奮斗到最后。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中建議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時，中國民主同盟已被蔣介石強行解散，民建也被迫轉入地下斗爭。鄭太樸和在滬常務理事、監事秘密開會，一致決議響應中共號召，為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而奮斗。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邀請鄭太樸和馬寅初、張志讓、杜國庠、盧于道等32位上海愛國民主人士，取道香港赴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得知消息鄭太樸興奮極了。自大革命失敗他脫離共產黨已逾20個年頭，如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事業已看到了勝利的曙光，而自己在這20余年中，也為國家和民族付出了巨大心血，想到今后又能和共產黨合作共事，他躊志滿懷，準備有一番作為，他懷著急切的心情與“大教聯”中共領導人李正文相約在香港會面。

 

　　這時，上海商務印書館為適應解放后出版事業的發展，聘請鄭太樸主政編審部，然而處于險惡環境下的鄭太樸不能公開視事，館方為他的安全著想，并為便利其與各地進步作家洽稿的便利，遂勸他暫時駐留香港。于是鄭太樸化名鄭松塘，以商務印書館經理的隨員身份赴廣州視察館務作為掩護，離開上海。

 

　　1949年1月17日，鄭太樸移住友人家中。18日凌晨，由商務印書館派車送到黃浦江畔的公和祥碼頭，悄然踏上開赴香港的渣華輪。

 

　　由于連日操勞，前晚終夜未眠，且患感冒，鄭太樸甚覺頭部沉重，上船后即安睡。翌日仍覺頭痛，在餐廳用完晚餐上樓時忽失足墜下，鼻尖出血，經船醫治療后，仍感覺神智不甚清晰。至次日（11月20日）上午，他沉睡不醒，酣聲甚巨。下午3時抵港后輾轉送到瑪利醫院，經醫生檢查診斷為腦出血，由于在船上未能及時得到搶救，病勢極為嚴重。鄭太樸其間曾清醒一次，自言系患重傷風。當晚11時，在醫院逝世。旅港民主人士都為鄭太樸英年早逝而陷入無限悲痛之中，深切地悼念這位并肩戰斗的親密戰友。

 

　　上海解放后，民建會向上海市軍管會和人民政府申請，要求追認鄭太樸為革命烈士。但民政局認為鄭太樸系病逝，追認烈士無先例可援，遂請示陳毅市長，陳市長認為鄭太樸為革命備受迫害，病死在應中國共產黨邀請北上的途中，應以“革命積勞成疾”而批準為烈士。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其妻王雪瑩女士頒發了“革命烈士家屬光榮紀念書”，證書上寫道：“鄭太樸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其事跡當永為人民所欽敬”。鄭太樸逝世后一年，1950年1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華東局統戰部和民建、農工黨、民盟、同濟大學、商務印書館等團體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中共上海市委劉少文同志和馬寅初、盛丕華、胡厥文、連瑞琦、俞寰澄等參加了追悼會。文匯報出版了紀念專版。黃炎培著文悼念，文曰：“以先生待人之厚，赴義之勇，處事之精實而又天資超卓，學力過人，朋輩中竟罕其匹。東方將明，哲人遽萎，百身何可贖耶？用書哀感，以永懷思。”鄭太樸生前，柳亞子多次以詩相贈，如“鄭公儒雅恂恂者，誰信風云舊霸才，世界無窮愿無盡，江東卷土又重來”（1947年）；鄭太樸逝世后，又贈“噩耗驚聞淚暗垂，鄭玄身世不勝悲”，挽聯上書“精神不死”四個大字。

 

　　1950年4月5日，鄭太樸遺體安葬于杭州西湖彌陀寺山麓。碑系何香凝手書：“鄭太樸同志之墓”。后遷至南山公墓，即今南山烈士陵園。1985年，其妻、全國政協常委王雪瑩去世后，與鄭太樸合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