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大決戰，斗爭的中心是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面對這一形勢，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制定并采取了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基本方針，以爭取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在這歷史轉折關頭，解委會明確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主張。黃琪翔以現役高級軍官的身份第一個站出來公開聲明：“從此退役，絕不參加內戰。”章伯鈞9月14日對《新華日報》記者發表了關于時局的談話。指出：“現在全國局勢，正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民主建國大業，任重道遠，經緯萬端，必須全民合作，黨派團結。任何形式之內戰及軍事行動，都將遭到國人之堅決反對。”當時，國共兩黨正在重慶進行談判，為實現和平統一大業，章伯鈞提出：“堅決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民主，給人民以民主權利，并承認現有一切抗日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 

 

    1945年11月初，中共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用一切方法制止內戰”。在重慶談判的周恩來和王若飛邀集民主人士商討如何動員各界人士揭露國民黨內戰陰謀。解委會積極行動，于11月12日發表《抗戰結束后對時局宣言》，嚴厲譴責國民黨發動內戰，表明了反對內戰的原則立場?！缎浴纷l責美帝國主義支持蔣介石集團發動中國內戰，呼吁全國人民急起自救，須以一切有組織的力量，制止危害國家的內戰。主張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由全國各黨各派代表及社會賢達，根據國共兩黨會談紀要，切實解決有關問題。解委會對時局的主張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二是渴望國共兩黨及全國各黨各派和平建國。

 

    1946年1月10日，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會議斗爭的焦點是關于軍隊和政權問題。國民黨鼓吹“先軍隊國家化后政治民主化”，妄圖取消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部分中間人士對蔣介石集團的陰謀認識不清，要求中共放下武器。在這種情況下，解委會領導人踴躍撰文，指出“沒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絕難達到軍隊國家化的目的。國民黨不取消一黨專政，中央軍還是中央軍，僅片面要求共產黨放下武器，國家化就是繳械給國民黨。不僅共產黨無法也不應放下武器，就是一切要求民主的黨派和全國人民，也都不會同意共產黨放下武器。”

 

    6月下旬，蔣介石公然撕毀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發動全面內戰，大舉向解放區進攻。7月3日，蔣介石擅自決定11月召開國民大會。解委會當即發表《對召開國大的意見》，指出這是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國民大會，不是經過政治協商的國民大會，堅決反對并拒絕參加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偽國大召開以后，解委會負責人連續發表文章，指出“國大不因中共和民盟之拒絕參加而如期召開，是為了‘合法化’的獨裁。我們決不再容有一黨專政和軍事獨裁。假若有人要毀棄五項決議，那就是自掘墳墓。”對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解委會與中共采取了一致行動，一是堅決反對，二是拒絕參加，繼續同中共團結合作，為爭取真和平民主而奮斗。

 

    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解委會召開第四次全國干部會議，會前在上海舉行了為期十天的預備會議。會上對黨的名稱和今后的路線問題爭論激烈。關于黨名，有的主張不改，有的主張改，會上提出了“工農民主黨”“平民黨”“中國民主黨”等十來個名稱。經反復討論，定黨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根據鄧演達的政治主張與革命的基本精神，黨多年來的奮斗都是代表農工平民的利益；農民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核心問題，農民是中國革命最廣大的主力軍，工人是中國革命最先進的階級，必須把農民的革命要求與工人的最先進的革命意識和力量結合起來，作為整個革命的中心；農工民主與各被壓迫階層的民主是分不開的。農工民主不是農工民主專政，而是農民、工人與其他平民的聯合民主，它表明中國的民主革命，不是歐美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是進步的以社會主義為歸宿的民主革命。

 

    會議再次明確提出以社會主義為農工黨的奮斗目標和加強與中共的全面合作。

 

    四干會議總結了農工黨的歷史，規定了新的任務和方針，更改了黨名，選舉了新的領導機構。四干會議是農工黨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對于加強和推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起了積極作用。